近代商业学校教育的兴起

商业学校教育的起源，时间并不太长，欧美不过是19世纪中叶的事情，日本也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中国古代同样没有商业学校教育。那时的商业教育一般是徒弟居于店东之家，店东供给衣食住，教以商业技能。到了近现代，商业发展一日千里，银行、铁道、海运、保险等新型事业兴起，其经营法则均有一定秩序，理论亦十分复杂，不另成一种专门科学，殆难研究其利益之所在。徒弟制度下没有接受过系统新式教育的商人，其知识结构不能适应近代商业的需要，直接影响到商业的成就。这是中国近代商业学校教育兴起的时代契机。

在近代中国商战屡屡失利的情况下，人们认识商学不兴的危害性，学习西方国家创办商业学校之举遂于20世纪初年提到了议事日程。各地所创设的商会也把商学作为其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纷纷办起了商业学堂或业余商业补习学校。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实业学堂通则》规定实业学堂宗旨是“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实业学堂分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和商船学堂四类以及实业教员讲习所。《奏定学堂章程》还规定，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堂（相当于今天大学内的学院），其中商科大学分三门（相当于今日之学科或专业），即银行及保险学门、贸易及贩运学门、关税学门。商科大学要求设置商业实践所，使学生得实习商业。这是中国大学设商学院之始。民国初年，商业教育有了初步发展，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中规定，大学设文、理、法、商、医、农、工等科，而以文理二科为主，仅有文科而无理科的学校要兼有法商二科才有资格名为“大学”。大学商科所设专业有所调整和增加，大学以外又有商业专门学校（相当于今日之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中等教育中则有包括商业学校在内的实业学校，以教授从事实业必须之知识技能为目的。商业学校又分甲乙两种，还可视地方情形酌设别科或专修科。1914年教育部通令各省民政长，凡未设立商业学校的地方，应分别推广设立。到国民政府时期，规定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三种，大学内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个学院，只有设三个以上学院且必须有一个学院为理学院或农、工、医学院之一，才能成为“大学”。不满三个学院者，只能成为独立学院。于是社会上出现了独立的商学院。1931年政府令各省大力兴办相应的高、初级农、工、商职业学校，以适应商业日益发达的形势。

除了兴办各种商业学校外，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商业也成为培养商业人才的一条很重要的渠道。向来出洋学生学习水陆武备外，大抵专意法政或语言文字，其余如农工商及矿务等各种学问均少有涉及。1899年清政府开始意识到派遣留学生不能没有学习农工商者，嗣后出洋学生，每有入各国农工商等学堂专门肄业者，学成回国人员经甄别优劣，分发委任，量予官职。

在上述政策导向下，各地开始办起了各类商业学堂（校）。清末民初，商业学校数量不多，可视为我国商业学校教育的开端。草创阶段的商业学校不够成熟，存在学校规模小、办学一窝蜂、教材不足、师资缺乏等问题。一些学生在校学到经营商业必须的新式商业知识，甚至出现商业学生不能在商界做事，实业学校成为“失业学校”的现象。国民政府时期，商业学校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数量有所增加，规模有所扩大，办学条件逐渐改善。

商业学堂学生的知识结构已不可与从前的商业学徒甚至商人同日而语，他们不仅会打算盘、记流水账、写日用杂字，更懂得现代商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知识。拿高等商业学堂本科科目为例，他们共学习18门课程：商业道德、商业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簿记、机器工学、商品学、理财学、财政学、统计学、民法、商法、交涉法、外国语、商业学、商业实践、体操等。这些课程几乎照搬当时国外商业学校所开课程。这些课程大多是从前的商人闻所未闻的，它给中国商人灌输了新鲜知识，为中国商业与国际接轨创造了条件。

商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有几种流向：一是少数人充任商务官员。民国时期政府的商务官员，多系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其中出身商业专业的人不少。外交官中的商务参赞亦需有商业专门学历者充任。还有的人充任政府机构的财会工作。二是一部分人到商业学校任教。清末《奏定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商业学堂毕业生除可经理公私商务及会计外，并可充任各商业学堂之管理员、教员。民国时期设立的商科大学的毕业生也常常是各级商业学校教师的主要来源。三是更多的人下海经商。民国时期学习商科的青年进入公司任职者颇不乏人，因为在学习过商业知识的新式商人所经营的企业里，大量招聘商校毕业生，以便推行新的管理模式。不少人在国外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就在商界任职。著名企业家、银行家中随便就可举出一大串留学国外获得商科学位者的名单。